诸葛亮和谢亚龙谁更适合当足协主席？

小桃红

今年以来，各支国字号球队大赛中纷纷杀羽，特别是国奥队在北京上仅仅收获一场平局，使国人对足球的看法几乎成了前一段的股市，一再跌破心理底线。因之，要求足协主席谢亚龙下台的呼声越来越高。但尽管下课之声此起彼伏，总局方面却迟迟没有态度出来。有人称谢亚龙为中国足球的“最牛钉子户”。以我的看法，这很有趣，但未必真实——谢亚龙不搬家，既不是贪恋旧居，也不是借机要价。说白了，这事由不得他。 而总局之所以置球迷众志成城之呼吁于不顾，迟迟不就足协主席未来人选下决心，恐怕也不是有些球迷批评的那样“官僚主义”——谢亚龙摆明了得走：就算没做错，这样的结果，至少也得有个承担责任的吧？ 问题是，谁接班？换句话说，谁比谢亚龙适合当足协主席呢？ 其实，毕竟国家的行政任命还没有进入普选时代，究竟定张三李四，老百姓说了也不算。但倘要分析，说说足协主席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或者说能做什么样的事情倒是可以的。记得二十多年前，美国奥委会承办第23届奥运会，希望招募一位主席，他们就是描述了心目中这个主席的特征。当时一个小航空公司的经理尤伯罗斯先生听到以后，自言自语道：这个人有点象我啊。结果，他果真当选，并且以自己的行动“挽救了奥林匹克”（国际奥委会的评价）。 类似地，中华泱泱大国，人才辈出，要是我们能研究出中国足协主席所应当具有的素质或者特点，公之于众，说不定某条河边就有那么一位正在钓雨的闲散之人（也可以在卧榻上高眠山洞里下棋山顶上炼丹什么的），拍拍手说：这个人有点像我啊。然后，出山，中国足球从此振新。 不信的人通常都没读过中国的史书，读过就知道，这样的奇迹，历史上多得是。比如姜子牙。比如张子房。比如诸葛亮。还没说孔子呢。古人说了，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就是说，如果上天不安排这么个老先生出世，我们根本就不必看足球——万古如长夜，我们什么都看不见！ 所以，讨论谁比谢亚龙适合当足协主席，首先要搞清楚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足协主席。 在这里，笔者先替这位未来的主席描摹画像一番。引发大家讨论，全当抛砖引玉。 从官衔上看，这位未来的主席至少应该是副厅级以上干部，而且一般应该任满副厅两年。当然，按照国内破格用人的办法，不够两年也有办法，可以让他先担任副主席，后面用括号括个“主持工作”。够了三年再扶正，不影响对他的使用。因为中国足协虽然是个民间团体，但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可是个标准的正厅级事业单位，不够副厅级，您就是有天大才能也不行。国内有个惯例，一个人担任了副厅以上干部，才可以称为“高级干部”。 举例说，上面说过的那几位，姜子牙张子房诸葛亮，都不行。因为出山之前，他们都是布衣。连个“股级干部”也不是。国内其他行业，很有些领军人物，才干卓越，纵横捭阖，造就成就了一番伟业。其中说不定也有想干干足球的，对不起，先拿这条标准套套，套不上，对不起，请您另谋高就。 前几日，笔者逛旧书滩，求得奇书一册，内中居然有如下文字，不知真伪，摘录如下： 公元21世纪初，国中体育大盛，惟足球大困。先主感球迷盛情，乃托梦于孔明先生，期其再次出山襄助。凡三梦，乃出山。途中，得异人传授《职业化足球要义》三册：一曰联赛为本；二曰自由竟争；三曰平等协商。孔明掩卷而思，比照国内足球种种，数日不止，自度良策在胸。遂上表，自云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然感先主之恩深，球迷之情重，立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抵京数日，不见征用，心中惊讶，差人打问。探子报来：先生布衣，然足协主席须五品顶戴，已报批，恐须十年时日，方可任至五品，望先生莫急于一时。诸葛大惊：吾在蜀国，贵为丞相，竟不及五品乎？答曰：蜀中地方也，昔日全兴已退，而今谢菲初成，不足言大事也。足协中央也，今宇内一统，地方自任官职，岂可作数？诸葛无言，以顾问之职视事。每每挚肘良多，诸事兼须上报批复，凡数月，竟不得成一谋。怒曰：何谓在下之谋得如此之遇也？答曰；此间足球之地也。先生既无踢球之术，也无管球之历，虽雄才大略，亦有外行之嫌。孔明叹曰：不吾知也。飘然而去。作歌云： 把酒和歌执吴钩 世人疑我不懂球 清风两袖沧海逝 我为中国足球羞 这个杜撰的故事很有意味，引申出来的第二条标准就是：这个干部必须不折不扣地听上级的话。因为事实上，这个主席不同于其他的协会主席，他不是选出来的，是上级派来的。前几年大家都骂闫世铎，骂着骂着，闫世铎同志“调任”训练局局长，谢亚龙“调任”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 注意这个“调任”，无须选举，是要上级任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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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个“高级干部”执掌足协，首先要做到的是对上负责。这是本分，吃谁的饭，办谁的事情。所以，遇到大赛任务和联赛发生冲突，无论是闫主席还是谢主席，都毫不犹豫地选择把联赛搞个支离破碎，确保国家队哪怕是最烂的一场比赛。他们只能这样做。尽管可以负责任地讲，不会有上级领导逼他们这样做，还可以负责任地讲，以他们两人的业务素质，都未必不懂联赛对足球水平提高的长远作用。 显而易见，第三条标准应该是“懂足球”。但问题出来了，到底何谓“懂足球”呢？ 有一种习惯的观点是，懂足球就应该踢过足球。这里的意味至少是，踢过专业队。以前年维泗马克坚等等，都是专业足球运动员出身，后来也曾供职足协，真是此类人物的代表。但职业化之后，出现了许多过去闻所未闻的事情。比如联赛冠名，比如电视转播权拍卖，比如俱乐部股份制，等等，都是足协主席应该耳熟能详的。仅仅踢过球，并不能自动地学会这些。这说明，踢过球，甚至踢得好，并不意味着懂足球，至少，不能说懂全部的足球。 以此类推，当过足球教练，干过别的体育项目，搞过一般性体育业务管理的，都不能自动地懂足球。而没有做过这些的，也不能简单地认为“不懂足球”。 依我看，术业有专攻，既然没有人能全部懂足球，那么，作为足协主席，首要要具有的业务知识应该是：懂职业化足球的管理与运作。所谓足球职业化的管理与运作，本身包含着两层含义，基础是足球，就是足球作为一个体育项目所具有的全部内涵，其上是产业化管理，即按照产业经济学的规律对一个特定经济对象进行管理的行为。 进一步可以探讨的是，对足协主席的素质要求中，到底是对足球一般规律的熟知更为重要呢，还是对产业化管理一般规律的熟知更为重要呢？ 我个人认为，这取决于中国足球选择的道路：计划，还是市场。 笔者在以前的文章中曾经谈到： 建国以来，中国竞技体育一直实行的是“举国体制”。这种移植于前苏联的体育发展制度，其实就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体育化”而已。在过去的计划经济年代，依靠这种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中国体育确实做成了亘古未有的大事情。在改革开放后参加的历届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的成绩节节上升，终于到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战胜俄罗斯位居次席，到北京奥运会战胜美国取得金牌总数第一也并非不可能。因而，尽管围绕竞技体育是否应该实行“举国体制”有着种种争论，但在市场经济已经成为国家经济主要形态、各个行业都在不遗余力地推进市场化的进程中，体育的举国体制不仅没有受到冲击，而且还有某种强化的迹象。当然，中国体育的管理者们显然并非不识市场为何物的终南隐士，在整体维护“举国体制”的同时，他们也在小心翼翼地试探着竞技体育走市场之路的可行性。据说，中国改革避免前苏联覆辙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采用“渐进式”而不是“休克式”的改革模式，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充分考虑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显然，中国体育的改革者们深得这一颇具东方传统思维特色的改革模式之要旨，最初选择体育改革的突破口时，选择了具有市场潜力但总体水平很低的足球项目。其意义在于，倘若改革成功，则其他项目亦可取得经验；而万一失败，也动摇不了奥运夺金的要务。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当时的国家体委于1994年正式把足球项目列为体育改革的突破口，当年即开始了中国足球的第一次职业联赛。 ——引自拙文《大连实德：自赎，亦或衰败》（见本博客） 但是，中国体育的决策者们，在足球是否要进行充分的市场化的问题上，始终是举棋不定，欲说还休，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每当足球创造的巨大的市场，引发了球迷空前的热情时，他们就大唱足球市场化的赞歌；但每当国家队饮恨沙场，杀羽而归，成绩难以孚众时，他们又会严厉地批评市场。 对此，笔者曾不无叹息地进行过分析： 实行职业化后，从甲A到甲B，一直到今天的中超和中甲，尽管潮起潮落，云长云消，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但中国足球的职业俱乐部始终保持了将近30支职业俱乐部的庞大规模。这些职业俱乐部，尽管多数没有从市场上获得足够的回报，但依然维持了生存，甚至取得了发展。其球员，一直维持着令普通百姓咋舌的高工资。但遗憾的是，中国足球的水平，却没有相应地提高水平。无论是国足的成绩，还是联赛的质量，都不能令球迷和老百姓满意。同时，这个职业群体里频频爆出的各类丑闻，都不仅让我们感到失望，还让我们感到愤怒。许多人都把这种现象归结为市场的失灵，他们甚至振振有辞地反驳那些试图让体育走向市场的声音：搞市场就能提高水平吗？看看足球就明白了——搞了这么多年市场，水平反而越来越低！ 这种质疑确实让我们疑惑起来。在许多已经充分实现市场化的行业里，我们已经同样充分地享受了市场化带来的好处——彩电企业的自由竞争导致了彩电质量的提高和价格的下降，联通与移动在手机行业里的寡头竞争促使了话费的下降（尽管远远还不够），飞机票打折了，服务却更上档次，等等，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自改革开放以来，百姓在哪个行业里的消费中受益越多，就说明哪个行业的市场化越充分；而哪个行业百姓意见最大，一定是这个行业的市场化还不够充分造成的。但在足球的领域内，我们显然看到了一个“重要的例外”——实行市场化长达12年的足球产业，非但没有提高了“产品”的质量（比赛水平依旧很低），而且还暴露出一大堆的问题。足球何以对市场如此地“免疫”呢？ 从大连万达乃至大连实德因“足球市长”的出现而起，又因“足球市长”的缺失而衰，我们似乎窥见了其中的答案。那就是，中国的足球改革，是打着市场化的旗号，却从始至终走着反市场化的道路。换言之，中国足球的问题，不是市场化出了问题，而恰恰是市场化不充分、不彻底和不规范造成的。 当国家体委决定将足球项目推向社会的时候，本意是依托市场的供求关系来维系足球的发展，依靠市场的调节作用来推动足球水平的提高，但遗憾的是，足球走向了社会，但并未走向市场。兴办足球的地方政府，又扮演了过去体育部门的角色，对足球投入大量的公共资源，造成了一种新的、反市场的“举国体制”。这个更为隐蔽的“举国体制”，扭曲了价格杠杆，错乱了竞争机制，抬高了准入门槛，造成了“足球泡沫”，使得中国足球在短时间内形成了一种“虚假的繁荣”。其结果，使得职业足球俱乐部必然要以“市长”的指令而不是“市场”的需求为行为准则，导致了足球市场的彻底失灵，注定了中国足球的质量低下和混乱不堪。 ——引自拙文《大连实德：自赎，亦或衰败》（见本博客） 这就是说，在中国足球究竟是走向“市场”还是走向“计划”这一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上，有权决定中国足协命运的人们始终处于矛盾之中。表面上看，这种矛盾表现为在足球管理上是“放”还是“收”的矛盾，而深层次的矛盾则是：当决策者按照市场的要求，去选择一个真正明白职业化的足协主席去管理足球时，他会尴尬地发现：真正的足球市场化，要求一种有别于现在国家体育总局项目管理方式的全新管理模式，而这种管理模式存在的前提，就是彻底摆脱国家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对足协的控制——而第一个必须改革的，就是对足协主席进行真正的会员制选举。中国足协现有的僵化体制，正是这种变革的阻力。 因此，对中国足球而言，重要的不是选择能人，而是以真正的市场化改革，寻求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合中国足球发展的体制与机制。2005年，徐明扬起了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足球改革的大旗，实质上，正是要推动中国足球彻底与计划体制脱钩，走向真正意义的市场。这是比中国足球赢几场球重要得多的事情。今年，武汉光谷俱乐部退出中超联赛，再一次引发了人们了对中国足球落后管理方式的质疑。可惜，徐明精明地撤退，光谷无奈地消失，人们的注意力，包括批评和质疑，又被足协主席人选这一枝节问题所吸引。中国足球出路在于变革体制这一革命性呼声，又一次淹没在世俗的烟尘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