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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电影论坛 王中磊于冬呼吁扶植合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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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6-16 01:51:1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6月15日上午,以“亚洲区域合作的多元形式”为主题的电影圆桌召开,主持人为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演讲嘉宾为中国导演黄建新、博纳国际影业集团董事长于冬、Tara Contents Inc.制片人井关惺、美国制片人贝内特-沃尔士、Corona Picture高级制片人朱利安-阿尔坎特拉以及韩国制片人李治允。他们一致认为,资金、契约、国家扶植、各国分销渠道的绑定、彼此文化的沟通与理解都是多国合作的关键。

  主持人: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可能大家都知道亚洲之间的合作,尤其是中日韩三国合作的基础非常好,因为我们地域相邻,文化相近,合作资源丰富。作为地处亚洲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一直以为亚洲电影人提供专业的服务,提供全球影响力的发展为己任。2006年开始我们和中国电影每年常设合拍片论坛,今年金融危机下我们更是将亚洲目前强化了。今天的主持人是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总裁王中磊先生,上海国际电影节愿意为你们提供一个最便利的平台。下面让我们有请亚洲制片人网络的荣誉主席王中磊先生。下面我把话筒交给王中磊先生。

  王中磊:所有的今天来的嘉宾大家早上好,我是王中磊。特别开心,因为我们一年一度的亚洲制片人网络就是我们制作会议,可以和上海国际电影节一起结合来搞今天早上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聚会,谢谢各位这么早就来参加我们第一场的交流。今天我们其实希望通过今天的会议,给大家带来电影区域合作中的一些意见和收获。我们邀请来自不同地区的几位非常有资历的电影制作人,希望透过实际操作上的建议能够给大家有兴趣和有价值的部分。当然除了对中国电影制作合作方面的介绍,也会将议题扩大到对中国电影市场的介绍,希望在有限的时间内让大家对一直蓬勃发展的中国市场,连续五年非常快速进步的中国电影市场有一定的了解。

  下面我来介绍今天非常重要的嘉宾,第一位是来自日本的著名制片人井关惺先生,第二位是中国非常有名的中国导演协会的会长,同时他也是本届电影节的评委之一,著名的导演黄建新先生。还有来自印度的朱利安-阿尔坎特拉先生,还有来自韩国的电影制作人李治允先生。在中国有非常卓越的电影发行成就的代表人物于冬先生。下面开始我们今天的聊天。

  第一位是日本的井关惺先生,他是一个致力于在整个亚洲一起来合作拍摄优秀的电影,我也非常有幸曾经跟井关惺先生,还有黄建新先生我们一起曾经合作过电影,每一次上海国际电影节都会请井关惺先生来交流,我们一起合作拍摄的一些经验。今天我主要还是希望请到井关惺跟大家分享在亚洲之间,尤其中国、日本、韩国一起来合作拍摄电影的经验。当然通过经验大家减少未来拍电影当中的障碍,还有我们拍摄电影有一些共通的地方,希望通过他的经验帮助大家解决碰到这样的问题,或者减少碰到这样的问题。下面欢迎井关惺先生演讲。

  井关惺:跨区域合作资金非常重要 合拍不是目的,只是手段

  井关惺:刚才王中磊先生对我进行了一个介绍,我虽然是一个日本人,我有跟很多中国人共事的经验,我们一起拍摄了《墨攻》,我左右两边坐着的两位进行了合作,一位是黄建新,一位是王中磊,如果没有这两位的合作影片是不能成功的,特别是黄建新先生他在现场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对我来说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我经常能够遇到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像黄建新先生,还有王中磊先生,他们都为了这些我们共同的事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我本人起到的作用非常少,最辛苦的是黄建新,我想黄先生一会儿的介绍也会让大家充分感受到这一点的。

  王中磊:从《墨攻》开始黄建新除了自己导电影之外,其实参与了非常多的跨区域跨国家制作的大的电影的监制工作。建新只要是大片子来中国首选找的人,所以我觉得一会儿建新会有很好的经验分享。井先生,你对未来我们亚洲区域的合作有没有期望?或者是愿景?怎么样比现在取得的成就还有更好的合作?

  井关惺:在几年前国际合拍片的时候,有一些比较多的障碍,主要是人方面的。但是现在这些障碍已经消除了,我想跨国界的合作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普遍而普通的电影制作形式。像于冬先生,我跟他之后会有合作的意向,所以对我们来说不需要说把他当做很特别的事务处理,只要当做普通的电影来拍就可以了。

  王中磊:那您觉得跨区域的合作主要是资金的合作?还是应该是创作上的合作?哪个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

  井关惺:当然资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必须的一个东西。但是我想如果你只想拿到钱的话,会有一些很多的冲突产生。所以无论是创作,或者说一个才能,都是需要跃过国境来进行交流的,这是非常重要的。

  王中磊:其实我特别有个兴趣,很多年都想问你这个问题,通常大家认为《墨攻》是很好的合作,因为来自不同的四个市场的投资人参与了电影投资,然后在自己的市场都有很好的票房,有很好的口碑。但是为什么这样的合作没有被很快地复制,复制出很多这样的电影?

  井关惺:如果我们把合作合拍本身当做一个目的不一定会导致成功,合拍不是一个目的,而是我们的一种手段。我们想拍什么样的影片,或者可以说是一个商业上取得成功影片,可以是一个商业影片,我们是为了这样的一个目的,还是寻求中日韩的合作,或者说四方一个合作,我是一个日本人,不是说因为我是日本人就非得要跟中国合作,如果勉强这样合作的话我估计会失败的。

  王中磊:所以还是要找到非常适合合作的题材,才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去合作。因为每个国家的每个电影都有自己的特色自己的特点,自己市场的角度。是不是这个意思?

  井关惺:是这样的,市场的角度每个国家应该是不同的,是比较难以掌控的。但是要克服个困难,我想是制作人的热情,而不仅仅是为了钱,为了做一个好的电影,为了想让这个影片才是成功的最主要的原点,我是这样想的。比如说《集结号》,我看到剧本的时候我想应该会取得成功,但是他跟我说对电影充满了热情充满了信心,我想这是取得恩成功的最重要的地方,而且《集结号》最终取得了成功,而且是超越我想象的成功。

  王中磊:我觉得在座的所有都是电影制作人,下边也有很多都是电影制片人。我想分享自己对电影的想法,我觉得一部打动你的电影的雏形,比如说剧本,或者一个故事,或者可能成立的一个电影理由如果打动你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激情的时间就像爱情一样,可能有一个非常短时间的兴奋的时间,我觉得大家要充分利用这样的时间把它变成完美的项目。有时候可能会经过很长时间的折磨之后,你会放弃了这份热情,但是其实是你可能丢掉了非常好的项目。所以这是电影的一种魅力。井先生还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黄建新:契约文本在合作中很关键 《杀死比尔》在中国拍摄曾带来震动

  井关惺:我最信任的黄建新先生,该您讲了。

  王中磊:我觉得还是在建新讲之前,跟大家介绍黄先生。因为听完井关惺先生的介绍他的经验之后,我主要希望黄导演谈一谈,他是中国导演协会的会长,他之前一直致力于合拍电影,曾经也担任过中国合拍公司的总经理,当时处理了非常多的合拍片,可能有各种不同的类型,也有很多的外国制作人到他那边拜访的时候可能对中国不太了解,非常有兴趣来中国拍电影,所以特别希望建新可以跟我们分享,在不同时间段里边中外合拍片的发展,尤其特别想知道现在我们合拍片的阶段如何去解决碰到的很多的问题?因为他既是曾经做过管理者,但他现在更多的是在一线处理非常多的实际的电影案例。

  黄建新:很高兴能参加这个会,我接触到跟世界跟亚洲地区比较大的合作项目,那时候我第一次接触的就是美国的《杀死比尔》,那是很重要的经验。我还有印象,当时这部电影在中国拍的时候也引起了媒体极大的关注。

  王中磊:我印象当中在拍《杀死比尔》的时候非常关注这部影片在中国拍摄,他由非常有名的导演拍摄,拍摄的规模可能当时中国电影人以前没有接触过。当时有些很好的插曲,我听到的不是这个电影如何拍,是如何在中影花很多的钱,把所有的摄影棚包下来,好像制片人发现中影里边有自行车,那时候都是自行车,大的自行车棚,他把那个地方租下来,付很多的租金,但是现在在中国这个事没有那么新鲜,包括自己拍摄的电影,像这两年有很多的中国导演,像凯歌,像张艺谋、冯小刚、吴宇森,他们大量拍摄了资源资金,在这方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我想跟建新探讨,随着这样市场的进步,有这么多中国的电影可以用这么多的资金。但是似乎除了非常稳健发展的中国市场之外,我们中国的电影似乎还是没有在亚洲市场之外可以走的更远,我不知道建新对这方面有什么自己的见解?

  黄建新:跟美国人的合作是我们第一次用非常长的时间,跟他在契约的过程中这个过程花费非常多的时间做准备,这是我们以前做电影非常少的,所有的东西都通过法律的手段固定。但是这个经验又给我们很好的经验,就是在后续的执行过程中契约成了唯一的双方的制约,大家做起来变得随便改变的可能性变到最小。那次合作经验告诉我们,有一个契约的文本对地区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在后来我们合作中,在《墨攻》的阶段我们也有长达两个月的过程,这是很重要的过程。

  王中磊:最新合作的几方没有深入了解的时候,可能这个过程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未来合作的拍摄,到最后发行,到最后的推广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事情。

  黄建新:而且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型的最初阶段我们对这是非常讨厌的,觉得怎么这么罗嗦,但是发展到今天大家已经意识到这不是问题,是很重要的。这也是当初中国国内跟海外合作内心的障碍,因为我们觉得那些东西没那么重要,只要说好了就好了,其实出现了无数多的问题。正反的经验对我们来说才是我们今后总结,能够真正在一起合作的前提。

  王中磊:大家都是希望可以一起来合作拍摄好的电影,刚才建新说的很有意思。其实我觉得失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这方面有没有很好的案子可以说出来?包括井关惺先生,因为这样的案子说出来可以让大家少走这样的弯路。

  井关惺:说起失败的例子,刚才黄先生说了很多契约的事情。好莱坞方式的做法就是什么都要很细致地约定下来,这种做法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在亚洲,比如在中国,日本也是,我们互相口头地做一些约定,比较模糊地来进行合作,这种事例也是有的,当然这也有不好的地方。我觉得想把这两者的好的地方都吸收进来,比如有些事情契约里虽然写了,但是却无法按照它来执行,到最后还是要靠相互的现任,我们也经历了很多困难,那时华谊兄弟给了我们很多帮助。比如说在无法按照契约执行的时候,有些事情是非常浪费时间的。比如说在还没有签的时候我们就已经非常需要资金了,这时候华谊公司给予我们信任,提前给予了我们资金。当然那个时候拼了命来帮助我就是黄建新先生,我觉得这是亚洲做法的可取的地方。尽量发挥这些亚洲的特长,当然需要以契约为基础,才是一个有良好的平衡的做法,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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